【壹嘉书讯】从留学到革命：中国思想的东京时刻
傅国涌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美国版上市
20世纪初，千余名中国青年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东京，在这座陌生城市里，他们不仅寻找学业，更追问国家的未来与方向。
章太炎、秋瑾、梁启超、鲁迅、孙中山……他们在东京翻译新学、创办刊物、结社演讲，一手塑造出中国现代思想的根基，在日本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再创造的思想冒险。
傅国涌新作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全景展现这段被忽略的“东渡启蒙史”，也是一部回望中国现代性的沉思录。
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于2025年5月在东京出版，傅国涌先生在一个月后猝然辞世，使得本书成为他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。两个月后的今天壹嘉推出美国版，也是对傅国涌先生的一种深切纪念。
图书信息
书名：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
丛书名：壹嘉·读道书系
作者：傅国涌
ISBN：978-1966814221
出版社：壹嘉出版+読道社
出版日期：2025年8月21日
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不是一部传统的留学史或革命史，而是以“东京”这座城市为时空坐标，描绘20世纪初中国思想如何在异国土壤中萌芽、碰撞、发酵，最终回流国内，引发广泛社会变革的深刻著作。
本书强调，在晚清中国尚未完成自我转型时，东京成了中国新思想的“孵化器”。不仅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，更是语言、教育、翻译、出版、新闻、结社等现代制度首次全面成型的实验场所。
傅国涌不以某个领袖为主线，而是串联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孙中山、鲁迅、秋瑾、陈天华等人物，通过他们在东京的学习、写作、组织活动，勾勒中国现代性思想的群体谱系。读者能看到“重造中国”这一命题如何从不同视角展开：有激进的革命者，也有坚守文化的保守派，更有中间试图融合多元路径的探索者。
东京留学生所接触的西方知识，经过日语转译，再回到中国，形成一种“二次输入”的现代化路径。本书深入考察了《民报》《新民丛报》《东京留学生通信》等刊物的内容、影响力与思想谱系，展现出版如何成为政治之外的另一个“战场”。
傅国涌特别关注这些人物如何在日本文化与现实环境的包围下，更清晰地看清“何为中国”。正是在“离开中国”的状态下，他们才得以超越惯性思维，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：中国该走什么路？东西文明如何互鉴？革命与改革孰重孰轻？
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不仅是历史叙述，更是一种现实发问：当代中国如何面对百年前留下的未竟问题？在全球化、脱钩、身份焦虑交织的当下，是否还能从那一代人的探索中汲取路径、勇气与清醒？
傅国涌
独立历史学者、儿童母语教育践行者，1999 年开始写作，主要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、百年中国言论史、知识分子命运史、教育史、企业史等，在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新京报》《经济观察报》和《读书》《书屋》《东方》《随笔》《凤凰周刊》《社会科学论坛》等报刊发表过五百万以上的文字，曾在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维也纳大学、日本专修大学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过访问学者或参加学术会议，2010 年入选《时代周报》“十个公共知识分子”之一。
主要著作有《1949 年：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《百年辛亥：亲历者的私人记录》《金庸传》《叶公超传》《百年寻梦》《追寻失去的传统》《笔底波澜：百年中国言论简史》《文人的底气》《大商人：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》《新学记：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》等三十多种，编有《林昭之死》《过去的中学》《过去的小学》《寻找语文之美》《鲁迅的声音》《追寻律师的传统》等十多种。2017 年起致力于儿童母语教育实验，设计了“与世界对话”一百课。已出版《寻找中国之美：少年双城记》《寻找中国之美：少年西安行》《寻找中国之美：少年江南行》《寻找古诗之美》（三册）、《少年日知录》三册、《与世界对话》第一辑、第二辑等。
以下内容摘选自新书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——
二
在中国年轻的流亡客、留学生心目中，东京是一个刚步入现代化的城市。1898 年冬天，26 岁的梁启超初到东京，就被其朝气所吸引，他后来对学生吴其昌说：
戊戌亡命日本时，亲见一新邦之兴起，如呼吸凌晨之晓风，脑清身爽。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，人人乐观活跃，勤奋励进之朝气，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，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。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，疲癃残疾，肮脏邋遢，相形之下，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。
梁启超把日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，他流亡海外的十四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。在他看来，“日本者，世界后起之秀，而东方先进之雄也。”他当时就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夫同在东亚之地，同为黄族之民，而何以一进一不进，霄壤若此？”
梁启超
1904 年 12 月 13 日抵达东京的宋教仁也感到新鲜——沿途见市面殷盛，房屋雄阔者虽不多，然街道宽大清洁，时见电车往来，较上海又是一番景象矣。
他们都要在异国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1901 年末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建成，陆军士官生、将来成为新军将领的吴禄贞说出了一句豪言壮语：“要让此会馆之于中国，无异于美国之独立厅。”
1902 年，21 岁的周树人来到东京。他说：“凡留学生一到日本，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。除学习日文，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，就赴会馆，跑书店，往集会，听讲演。”
周树人在东京
1904 年，山西派出的二十个留日学生包括了 21 岁的阎锡山。出国前夕，山西巡抚张曾敭在内的高官告诫他们，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触革命党人，以免误入歧途。他一登上日本的轮船就有无限的感慨——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，谦虚和蔼，人少事理，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，骄横傲慢，人多事废，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。比至日本之初，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，中国何以国大而弱，不断在脑中萦回，然因临行时清吏之言犹在耳，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。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，感到清政府之误国太甚，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《中国魂》，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，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，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，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。
东京给了青年阎锡山好印象，“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。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，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，他们无不和和气气的告诉你，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。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，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。”
1905 年 12 月，一位河南青年到东京，到第二年 6 月回国，留下了一本只有日文化名的日记。他初到东京，同学就告诉他必须遵守的习俗：说话须和蔼，不得随地吐痰或破坏日人的整洁，在电车上应向老弱妇幼让座，遵守时间切忌放荡。他在东京没有进任何学校，但听过许多演讲，包括创办了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重信的演讲。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包括女子。对于中国留学生参加政治活动，他并不认同。
听说有学生采取激烈行动，剪掉他人的辫发，他更不以为然，认为留学生应该专心研习功课。即使像他这样不想过问政治，在东京也受到日本人高涨的民族主义刺激。
来自宁波奉化溪口小镇的青年蒋介石（志清），第一次来到东京是1906 年 4 月，他自称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：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，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，能够奋发图强，战败帝俄，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，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，我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，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，来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和自强。
蒋介石
还在东渡日本的船上，他看到一个中国学生漫不经意地在船头的甲板上吐痰，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了，就走过来告诉他：“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，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，然后折起来，放回口袋，带回去洗涤或者扔掉。”
这一幕令他终生难忘。这一年，他只有 19 岁。当他掌握政权之后，发起“新生活运动”，不随地吐痰之所以成为重要内容，很可能就起因于此。作为自费留学生，他未能达成学军事的心愿，只能在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。这次东渡，他在东京停留不到一年。
四
1905 年 7 月 19 日，孙文又一次在日本登陆。在此之前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蠢蠢欲动。这年 3 月，进士出身、担任过内阁中书、崇明知县等职的沈祖燕写信给军机大臣王文韶，讲述了自己在轮船上的见闻——
轮舶中遇东归学生数十人，多隶湘籍，皆以暑假回国者。闻其聚论鸱张，乘间与之接晤，荒谬狂肆，全无顾忌。如云：“我辈有志之士，遇此中国积弱之机会，断不可以不革命，断不可以不排满。彼族入主中华，以异种奴隶汉人，专杀害我同胞，此仇何可不报。即使乘乱暂借，已二百余年，亦宜物归故主。洪秀全等首倡义举为千古杰出之英雄，曾、左、胡、彭不明大义，反创立湘军，戕杀同种，实为万世罪人。”又云：“在东学生有官费、有私费，往来无定，约计常有五六千人。初至时或不知大义，久之，则无不与我等有同志者，我辈虽是官费，岁需三百余金。然此本是我汉人脂膏满洲人抄掠我中夏赀财，不可数计，大仇未报，而乃感此区区私恩小惠，弃大丈夫之所为？我辈祖宗虽已臣服，甘为奴虏，今日志在干蛊，身家性命，已置度外。此时东归，各尽义务，竭力运动，使国民皆闻风兴起，得以还我旧山河。”
1905 年以前，留日学生中愿与孙文往来的不过程家柽等寥寥数人。1902 年在东京跟孙文见过面的章太炎说：“那时留学诸公，在中山那边往来，可称志同道合的，不过一二个人，其余偶然往来的，总是觉得中山奇怪，要来看看古董，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。”这一年东京的留学生已有 727 人，比 1901 年的 266 人翻了不止一倍。
程家柽生于 1874 年，安徽人，毕业于武昌两湖书院，1899 年官费留学日本，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。
1902 年，孙文跟程家柽见面时说，要在东京找到二十个留日学生，十个学军事的来带领两广的三合会、长江的哥老会为起义之师，十个学法政的在占据城池后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。程说二十人太少了。
几年来，留学生人数猛增，1903 年 11 月已有 1242 人，1904 年 11 月达到2557 人，1905 年突破了 8000 人。
孙文
即使此时，孙文也只希望在东京找到二十个留学生。十多年来，他主要在华侨和会党中活动，在留学生中一直找不到多少同道者。有举人身份的留日学生吴稚晖还以为他目不识丁。留学生更能认同的是黄兴、宋教仁这些人，湖南籍的黄兴 1902 年第一次到东京，是湖北派出的官费留学生，在弘文学院读的是一年制的速成科师范班，同一年比他早几个月到弘文的周树人进的是普通班。在周树人眼中，当时叫“黄轸”的黄兴还默默无闻，也没有喊出什么革命的口号。弘文学院从 1902 年正式开办，到 1909 年结束，七年间共招收了 7192 名中国学生，毕业的有 3810 人。这七千多人中有黄兴、胡汉民、杨度，有陈独秀、范源濂，还有鲁迅这样的人。
从 1904 年到 1908 年，在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入学的有2117 人，毕业的 986 人，包括汪精卫等。从 1905 年到 1910 年，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入学的有 2006 人，毕业的 1119 人，宋教仁即是其中佼佼者。
1903 年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，参与者十分踊跃，清廷警觉“名为拒俄，实则革命”，通过日本政府强行解散，学生不甘，改为“军国民教育会”。这是东京留学生中第一次出现有力量的组织。
作为“军国民教育会”中负责两湖的运动员，黄兴回国之后，联合年轻的宋教仁、陈天华等人组织华兴会，计划在湖南发动起义，被清廷破获，逃出湖南，在上海一度被捕，幸好身份未被识破。他们先后亡命到了东京。此时的黄兴已拥有实干家的声望，1904 年 12 月，他在留日学生中组织“革命同志会”，参与的有湖南、云南、江苏、河南、直隶等省的学生上百人。
孙文在日本登岸的这一天，宋教仁随程家柽拜访宫崎寅藏（滔天），得知孙文要来日本。三人围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聊天，在这位日本人口中，“孙逸仙之为人，志趣清洁，心地光明，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。”
这是宋教仁第一次听人如此推崇孙文。7 月 28 日，他在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社第一次见到孙文，在场的还有陈天华等人，当天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孙文的一席话，只是未加评论。
此前，黄兴已经和孙文见过面。孙问宫崎寅藏，在日本的中国人中，有没有杰出的人物？宫崎回答：“仅仅两三年间，留日学生猛增。有一个叫黄兴的，是个非常的人物。”孙迫不及待就去找黄兴，在一家叫凤乐园的中国餐馆聚谈，在场的还有张继和另一个日本人末永节。
黄兴
宫崎回忆：寒暄过后，彼此不拘礼节，大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。我虽然不大懂中国话，不知他们讲些什么，但是，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，畅所欲言，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。
孙文紧锣密鼓地跟两湖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会谈，同盟会已呼之欲出。操一口粤语，长期在广东籍华侨中活动的孙文要从珠江流域的地域圈子中走出来，迫切需要找到合作者，而黄兴他们就是长江流域最具号召力的核心人物。
此时，华兴会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在东京，宋教仁曾主张建立“大湖南北同盟会”，这也和孙文找他们组织新团体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7 月 29 日，黄兴、宋教仁、刘揆一、陈天华等在黄兴的住处讨论与孙文联合的问题，虽在细节上有些不同意见，但合作的方向则是毫无争议。
第二天，他们汇集在赤坂区桧町三番地的黑龙会内田良平家里，与会的七十二人中孙文认识的仅十人，还包 括 了 三 个 日 本 人（ 宫 崎 寅 藏、 内田良平和末永节）。由黄兴、宋教仁通知到会的有张继、田桐、陈天华等十三人，由冯自由通知到会的有马君武、胡毅生、刘道一、曹亚伯等十一人，由胡毅生通知到会的有汪精卫、李文范、古应芬等九人。在这七十二人中，来自两湖的最多，有 39 人，其次是两广，23 人。
孙文在演讲中强调中国革命党各派合组一个新团体，得到与会者的支持。在讨论新团体的名称时，最初孙文提议叫“中国革命同盟会”，也有人主张叫“对满同盟会”。黄兴提出这是秘密组织，不必明用“革命”二字，最后决定就叫“中国同盟会”。在 中 国 同 盟 会 的 中 英 文 圆 形 印 章 上 可 以 看 到， 外 圈 是 英 文 The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，内圈右为“中国”，中为“同盟会”，左为“印章”二字。
会上还通过了孙文提议的十六字誓词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对于“平均地权”，有人表示疑问，有所讨论，孙文详加解释之后，也就通过了。黄兴说：“今日开会，原所以立会，赞成者请即签名并书立誓约。”
誓约书如下：
立誓约人
省 府 县人，当天发誓，驱除鞑虏，
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矢信矢忠，有始有卒，如或渝此，任众处罚。
中国同盟会员
介绍人
天运乙巳年 月 日
这个誓词并不是临时拟的，这年夏天孙文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活动，用的就是这一誓词。一年前，他为美洲致公堂拟定的新章，第二条即是这十六字宗旨。率先签名的是曹亚伯、程家柽。孙文带大家举手宣誓，还约定了秘密接头口号：汉人、中国物、天下物。
孙文手书同盟会誓词
参与这次筹备会的湖北人田桐将这一天视为同盟会成立的日子，写了《同盟会成立记》一文。他说，当天天气炎热，内田良平家拿出凉糕，众人正在吃着，欢笑声中，地板的枕木折断了一根，有杯盘倾翻，还有人躺倒。曹亚伯说：“异族政府必倒，以此为兆。”孙文也说了一句：“此为倾覆满洲政府之征兆也。”众人鼓掌欢呼。
最后推举黄兴、马君武、陈天华、蒋尊簋、汪精卫、程家柽等人起草章程，在正式成立大会上提出讨论。
1905 年夏天，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人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，集结在“中国同盟会”旗号下的中国人，则在东京悄悄开始了创立民国的伟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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