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丁学良：海外华人社会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储备库”——壹嘉十周年特别访谈【Ideas · Thoughts】
壹嘉出版十周年茶话会补充访谈
丁学良，政治社会学家，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。因为技术原因，丁教授未能出席在2025年12月6日举行的壹嘉出版十周年暨壹嘉人文学社一周年线上茶话会。他接受了我们的单独访谈。以下为访谈内容，经整理删节。
一、两个刺激的由来
问：这次活动的主题是”海外华语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”。您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，认为在特定历史时期，海外华人社会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储备库。能否阐释这个观点？
丁：我产生这个想法，并不是因为壹嘉出版社成立以后才有的，而是受到过两个非常重要的刺激。
第一个刺激，是我1984年刚到美国的时候。那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带着非常乐观、自信的心态来到美国。在此之前，我在北京中国最高层级的研究机构工作，可以接触到内部资料，已经觉得自己相当了解中国了。
结果到了美国之后，一下子傻眼了。最大的刺激来自美国大学的图书馆。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躲进图书馆去看那些学术刊物——月刊、季刊、半年刊——非常震惊：我们在国内几乎一无所知的那些问题，在这些资料里，早在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前就已经被讨论过了，最早的在1949年以前就都有了。我讲的是中文世界，还不是英文世界——区别就在它是繁体字。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，那么焦虑、那么痛苦地讨论的这些问题，原来早就被讨论过了。这是对我的第一个巨大刺激。
第二个刺激，来自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丹尼尔·贝尔（Daniel Bell）。他不研究中国，但身边有很多研究中华文明的同事，如史华兹、费正清。他告诉我，犹太人两千多年前被迫流散，流散的人中有把犹太教和文化传统带出来的人。回头看两千多年，往往在经历巨大世界变动的时候——暴乱、革命、战争、瘟疫、大饥荒——那些被驱使离开本土的人，只要没有在途中殒命，他们带出去的，不管是高档文化还是草根文化，都是文明非常重要的种籽。
丁学良教授
丹尼尔当时并没有暗示我留在海外——我去哈佛念书，计划是念完回国的。但他使我意识到：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传统，不可能在它漫长的千年历史中不遭遇重大变动。流到海外，就带出去一部分种籽。它的短处是，原来生根的那片土壤、最重要的听众和读者不在身边；但同时也有长处：带出来的文化，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，在本土反而难以完整保存。
再加上在海外与其他文明交流、交往，人就会开始思考那些在本土被”中国国情”框死的问题——好像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可能性，好像那是天命，不必再想还有什么更好的、更大的、更开放的可能性。离开本土，这种思维定势才有可能松动。
这两点刺激，使我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此后四十多年，去了四十多个地方，不断强化和扩展这个认识：一个古老的文明，必须有一班人——或自愿或被迫——参与全球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刺激，才能变得更加丰富。经过若干年，甚至像犹太人那样经过几百年、上千年，当条件改善之后，带出去的那些文化源头，又可以回来。
犹太人是最典型的例子。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文明中也出现过。丹尼尔·贝尔曾告诉我：基督教很多重要的早期传教据点，其实并不在西方——传到西方是后来的事，最重要的源头在今天亚洲的边缘，在西亚。他说，中国人老讲犹太教、基督教是西方宗教，这是一种无知的说法：它是亚洲的一部分。
所以，如果一个人的头脑是在多种文明的交往中形成的，他的视野就不一样，他的措辞和心态都会不一样。他看待问题时，更容易站在人类文明财富的角度，而不是简单地划一条线：这是东方的，这是西方的，这是南，这是北。
这两点刺激，使我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此后四十多年，去了四十多个地方，不断强化和扩展这个认识：一个古老的文明，必须有一班人——或自愿或被迫——参与全球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刺激，才能变得更加丰富。经过若干年，甚至像犹太人那样经过几百年、上千年，当条件改善之后，带出去的那些文化种籽又可以回来。
——访谈于壹嘉出版十周年茶话会后进行，经整理删节。丁教授访谈全文请看这里
二、今天与1930—40年代的不同
问：您提到1930、40年代也有大批文化人在海外流亡。那个时代的华人社区文化气氛，与现在有什么不同？
丁：最大的不同聚集为两点。
第一，当年台湾在文化上认根没有疑问，认的是中华文化的根。这几十年的台湾就不是这样了。去中华化的结果，使得现在要找到一个知识的共同体（intellectual community）非常非常难——因为你关心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，那些人也许是华人，却一点都不关心。这是我现在看到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。
第二，那时候交通通讯极差，流散到海外、距离那么远的人，用不到两三代，基本上就与中国本土完全脱钩。古巴的华人是典型例子：清朝末年他们曾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三个移民区之一，但两三代以后，与本土的文化联系基本就断了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交通通讯密集，人员信息往来方便，这使得海外华人还能够保持与本土的连接。这是好处。但同时，知识共同体的认同正在碎片化——这是新的挑战。
三、对壹嘉出版的两个建议
丁：我认真准备了两个建议，从读者、作者的角度提出，供参考。
第一，多出好的回忆录与口述史。
好的回忆录中肯定有偏见——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偏见——但它包含着纯粹学术研究中不包含的东西：那些经历、那些反思、那些自我批评、那些梦想。这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知识，而是智慧。知识和智慧之间有交叉，但不是同一件事。
回忆录可以分两类：一类是significant person写的，他本身具有重大历史分量，哪怕细节琐碎，也有历史价值；另一类是insignificant person经历了significant events。我写回忆录属于第二类——我是个贫农的孩子，但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，这些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。
口述史与回忆录类似，但不要简单画等号。两者都是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，过了很多年以后，人们还会回来再看。
第二，多出好的传记。
好的传记非常难写，鉴别能力也需要培养。如果让我向时间有限的普通读者推荐书单，我会建议这两类：好的回忆录与好的传记。因为你真正能从中学到的，是智慧，不仅是专业知识。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回忆录，其价值正在于此。
此外，一个技术性建议：
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小型顾问小组，不要搞成庞大的委员会，成员应在各自领域有五年以上专业经验，老中青三代都有。顾问小组做三件事：建议选题、对已出版书目做批评性回顾，以及定期举办网上读书会或评书会，邀请作者讲，再请不同角度的评论者参与讨论。这样能有效吸引未来的读者和购买者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发行端的挑战。
——访谈于壹嘉出版十周年茶话会后进行，经整理删节。丁教授访谈全文请看这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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